屋后有一口方塘，塘里养着草鱼，也种着半塘藕。这地方在大坵岭一带不算大，却有些年头了。当地人说，山有山的脾气，水有水的记性，凡是出过事的地方，往后总还要出事。老辈人把前人的经历一茬一茬讲下来，讲的就是这份记性。
离大坵岭不远有一片老林子，平常没人去，只有打柴的、采药的偶尔经过。北风一起，檐下的冰凌就结了半尺长。事情要是出在这种地方，往往没人看见——后来传出来的说法，也就各有各的版本。
大坵岭的老账本里记着杨桂英的名字。她是个茶娘，命苦，早年没了爹娘，一个人拉扯大了弟妹，可账不是钱账。
那年三伏天晒得石头发烫，蝉声连成一片，杨桂英路过这一带，碰上了一个落难的人。那人求她帮一把，递上一只石磨作押，说日后必来赎回。杨桂英接了。
后来那人的消息断了。杨桂英用那笔钱置了田，成了家，日子过得比谁都稳当。只是每年腊月三十，她都睡不着。
有一天她儿子从外面回来，说在大坵岭一带碰到一个老人，那老人问起她父亲的名字。杨桂英手一抖，碗摔在地上。
她终于开了门。那人姓甚名谁她不知道，只知道对方进门就跪下了，喊了一声'恩人'。杨桂英觉得这一声比刀子还难受。
大坵岭人后来把这段事编成了话本，讲的不是报应，是'账'。她们说，人身上欠的账不写在纸上，写在夜里睡不着的那几个时辰里。
风俗故事讲的是'为什么'。为什么腊八要喝粥，为什么端午要挂艾草，为什么乔迁要带一袋米——大坵岭的这些讲究背后，都有一段像这样的故事。故事未必可信，可正是这些讲究，让日子过出了分寸。
这就是民间故事的活法——它不靠文字，靠嘴；不靠权威，靠共鸣。大坵岭这一则能在这儿扎根，说明它说中了这个地方的人心里最软的那块地方。
大坵岭的老人讲这个故事时，往往要在最后加一句评价——欠了就要还，这是民间最笨也最硬的道理。故事讲的是别人，说的是听的人。